又想起换盐票时那官员的模样。
问他为什么不能把盐票开成几张小票，非要开一张总票呢？
这样我们同时分批运货时很不方便。
那官员傲慢地样子，爱开不开，方不方便是你们的事儿，谁还管你那么多！
可恨！
那官员只是一个人，那些差人也只有七、八个，如果碰到强盗汪直觉得还倒好些，自己二十几名稍公一人一竹篙就全都撂翻了，可他们是差人、官员啊，他们几个人后面，可是有朝庭给他们撑腰啊！
有理？
秀才破巾烂衣的，到了县老爷那里还可以评评理，你一个商人穿得再体面，见了老爷该下跪还是要下跪，秀才敢不服判你敢不服判吗？
他们不讲理，其实就是朝庭在不跟你讲理。
名抑实禁，与其得此蝇头小利，莫如海运利巨乎，孰与海外逍遥哉！
汪直这样对他的几个合伙人说。
朝庭对商人明着是抑制，底下再拿了鸡毛当令箭，执行得更坚决更苛刻，是底下办事的办事效率高？
不是，只是因为这里面有利啊。
一样的受禁制，不如做海运利润更大。
海运？
同样是禁，这可是严禁的啊，是要判刑坐牢的？
你们换个角度想一想不行吗，汪直对合伙人说，商抑变成商禁是因为底下的官员借此敛财，并不是他们执行法度有多严、办事效率有多高；我们做了海运，利润比原来大了许多倍，就是让他们敛点儿财、受点儿贿，对我们来说，也不算什么，承受得起了。
判刑坐牢？
不要想得太多了。
海外诸国又无海禁，他人的手能伸到那里。
海外？
海外皆是夷人，能容你一个外人安身逍遥？
诸位请想，我们起始只是在沿海囤货，私与海外客商交易，利润巨大，这与贩盐、贩布没有区别，还没有了朝庭抑商的重税，既使被查住一回，多花点儿银子，就当每次交易都交了一点儿小税罢了。
这样先与夷商互有往来，取得互信。
待有了气候，我们购造船只，自行往海外贩货，往来牟利，已与海外熟通矣，既得利于他，也有利于他，互利也，岂不能容吾等安身逍遥乎？
想法大胆，实则天真。
几个合伙人在心里暗暗说。
只有叶宗满支持汪直的想法，和他站在了一起。
道不同不相为谋，好吧，分财产，各奔前程。
汪直与叶宗满来到了广东，一开始小打小闹，慢慢地摸清了门路，逐渐加大了投资额。
正如汪直所料，中间也碰到过几回被查，不过是多花点儿银子就摆平了，没有谁会去较真抓你去坐牢。
财富也在越积累越多。
到了第二步了，两人购、造了大船，置办了生丝、绸缎、茶叶等物运往海外，主要运往东南亚诸国，取得巨利后，再在那里采办象牙、香料、玛瑙等物运回大明，回来又是百倍的利润。
然而碰到了两件事打乱了汪直的计划。
第一件事是在海上碰到了海盗——佛朗机海盗。
汪直示意大家冷静，他随身带着的翻译里面就有会葡语的，他让翻译告诉海盗的首领，船上的货物可以分一半给你们，甚至可以派人帮你们搬运，两下各安其好；如若不同意，我们腰间也有刀，虽然你们手里的火绳强威力大，但操作可麻烦，你可以考虑一下。
海盗头子和同伙商量了一下，同意了。
那伙海盗里面有一个原先做生意时汪直见过，他还热情地和汪直打了一个招呼。
这些佛朗机人本身就是亦商亦盗，官兵查得松了，他们就是商人；官兵查得严了，他们就成了海上的强盗。
另一件事是国内的供货商。
最早置办货物的时候都是自己亲自置办，到后来货量越来越大，自己要忙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就把置办的事儿交给几个供货商来办。
汪直以信取人，你们说先交银再取货，说怕汪直万一食言，如此大宗货物可积压不起；外面的货物降价了，供货商还是原价，汪直也没有说。
汪直只有一点，货物必须及时采购到位，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要有保证。
现在，两个供货商好象商量好似的，同时卷银而逃。
两人合起来卷走了三万九千两，就跑到哪里都可以逍遥快活过一生。
海盗的事，汪直只是一笑。
这是迟早的事儿，今天不碰到明天也会碰到。
盗亦有道，这些损失都是可以捞回来的。
自己现在只是有钱，还没有实力，待自己以后有了实力后，这些海盗就有可能变成朋友了，或者自己的下属了。
供货商的事情才是真正让汪直痛心的事情，并不是心痛那些银两，而是痛心那两个商人的不讲信用。
不讲信用的人做不成大生意。
这是汪直信奉的教条。
那两个商人敢卷走汪直的银两，表层次是因为汪直没有实力，没有天涯海角将他们抓住的实力；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怕汪直告官追究，来呀你告官呀，你做得是非法走私生意，告官只会把你自己告到大牢里。
汪直细细思来，还是自己的实力不够。
现在有两步路走，一步是按照原先的计划走，慢慢积攒自己的实力；另一步就是寻找有实力的投靠。
如果只有海盗，汪直不会改变初衷，会按自己原来的计划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