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岛津洋子却认为，曾伯函并非是刺马案的幕后主使，他在刺马案生前应该并不知情，而在刺马案生后的种种不合理的行为，其实是在为善后工作的开展做着掩护。
刺马案的真正幕后主使，是曾伯函的弟弟曾伯恒！
曾伯函行事一向稳重老成，从未做过如此狠辣之事，刺马案不是他的风格，而案后他的一系列善后之举，才是符合他行事风格的作法。
而曾伯恒行事一向鲁莽蛮狠，刺马案祥下手的地方，居然就是两江总督的阅兵场，而且他如入无人之境般走向两江总督，没有人拦一下，没有人问一下，就让刺客下手了。
这一手，并非博弈，而是挑战，光天化日下，就在阅兵场上，刺客一出手，便将总督杀了，不是用枪，而是用匕，并非躲在人群里远距离射击，而是向总督冲过去，贴身行刺。这简直就是“万马军中取上将级”如探囊取物！那么多的士兵，都是干什么吃的？竟然让这么一个刺客，那么轻易的就奔向他们的总督大人，这还叫兵营？除非是放行，把刺客放到总督大人的身边去，此外，怎么可能！更为令人难堪的是，刺客并不急于逃走，他好像不是来行刺，而是来行刑，他把阅兵场当做他的刑场，向那些来抓他的士兵，宣布他们总督的罪行，还是一条条陈述。
马新贻一死，如同当胸一拳，打在朝廷胸口上，挨了这一拳，朝廷可谓颜面扫地。须知马新贻入主两江，为敬亲王举荐，仁曦太后恩准的，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可杀了狗给主人看，这便不是曾伯函的行事风格，而是曾伯恒的行事风格了。
在明确了案情和时代背景之后，岛津洋子便悄悄的开始了调查和取证。
岛津洋子的调查先从郑敦谨和其助手颜士璋开始。
郑敦谨素有“青天”名声，是个依法办事的人，在他手里，就办过湘军将领，他一到江宁，就提审犯人张文祥，曾伯函在一旁听审，一言不，连审了十几天，但审出了什么，却没有人知道。
据当时的传闻，刺客张文祥在监狱里，只是被审讯，没有人敢对他用刑，曾伯函的理由是，张文祥是朝廷要犯，怕有人以用刑为由，杀人灭口。没有大刑侍候的审讯，能审出什么来？只能任犯人胡说天，张文祥突然承认，他刺杀马新贻，除了复仇，还兼有为国除奸的使命，因为“马贼通回”。他这么一说，就再也没人敢向他问个究竟。因为平定圣平天国之后，是平绺剿回，跟着就是左季皋的西征大戏，西征使“通回”在政治上是个极为敏感的词。马新贻是回人，难免与回人有往来，将案情引向西征，这案子还怎么审？须知左季皋西征，带的可是湘淮军，打仗在西北，而钱粮方面却要靠东南支撑。这样一来，案情越扯越乱，郑敦谨大怒，欲要下令对张文祥用刑，却不料曾伯函开口说了一句：看来只好仍照原审奏结。这时郑敦谨才明白自己可能只是摆设，朝廷让他高调出马，是要借他的名声来结案。于是，郑、曾联衔上奏依原审结案，曾还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然后，将张文祥凌迟，摘心献祭，给马新贻办了祭礼。
郑敦谨自结案以后便杜门不出，对于曾伯函的所有邀请一概辞谢，曾伯函送他程仪，也分文不收。圣旨还未下达，罪犯还没正法，他便离开了江宁。曾伯函为他送行，他头也不回，扬帆而去。之后郑敦谨并未回京交旨，船到淮河边就停了下来，打两名助手颜士璋和伊勒通阿代他回京交旨，他本人声称有病，不能回京。钦差大臣不回京交旨，按朝制是要治罪的。曾伯函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从中斡旋，方才掩饰过去。但郑敦谨并不领情，而是请求开缺，终生不再为官。颜士璋和伊勒通阿回京复旨之后，很快便在官场消失。但颜士璋留下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审案一事，在书中隐晦的指出刺马案与湘军有关，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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