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岛津洋子的要求，忍者们的调查取证主要围绕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围绕刺客张文祥的社会关系及案当日现场目击人员如督标中军副将俞吉三、巡捕叶化龙、唐得金、家丁张荣、差弁方秉仁、刘云清、朱信忠、告状喊冤人王咸镇等人以及当日校场官兵展开；另一方面则从当时的会审官员颜士璋、伊勒通阿、孙衣言等人展开。为了保密起见，岛津洋子没有使用林逸青的银牌拓令，而是密令忍者们如有必要，可将调查对象绑架刑讯，以求得有用的线索。
[多说几句：我国古代有严刑峻法这种传统。很多人把我国古代法系，认为是一个没人权、没法制的黑暗法系，整个就是一团糟。
我国古代确实是严刑峻法，但是有学者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个国家法律的严峻程度，应该跟什么相关呢？应该跟破案率相关。如果说破案的技术很高明，破案率很高，那么，刑法就应该轻一点。只要你犯罪了，你都能被抓住，刑法就轻一点，量刑适当。如果说破案的技术非常低，被抓住的概率也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严刑峻法——不一定抓住你，但是抓住你，你就会死得很惨。这样才能起到对社会犯罪的威慑作用。
我国古代的严刑峻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破案技术很落后，没有指纹技术没有dna检验，主要就是依赖口供；没有全国身份信息联网，抓捕逃犯也非常困难。所以必须允许一定的刑讯逼供，必须要严刑峻法，才能有效地震慑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古代的法治体系的积极意义和合理性是很大的。跟同时期的西方法制体系比起来，我国要先进达得多。
但是今天这样说，为古代的严刑峻法辩护，是不是说，应该恢复古代的那种严刑峻法呢？用凌迟、砍头、五马分尸来震慑犯罪？当然不是。因为时代变了，今天的刑事破案技术，刑事破案率已经大幅度提高了。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强调程序的正义性，强调罪刑相适应，这样也能够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古代严刑峻法的合理性，能够得出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就是可以抵御西方那些极端的轻刑思想。从基础的理论层面来证明，应该对那些给国家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人处以严厉的惩罚，以保护那些遵纪守法的人，保护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
西方刑罚思想片面地强调轻刑、片面地强调程序、片面地强调保护罪犯的权利，应该坚决反对抵制。像挪威那种，拿着机枪打死八十几个人的犯罪分子，只判了十几年，还可以住在五星级酒店一样的监狱里面，享受非常爽的生活。这种事情，就是不应该出现的。谁要是认为西方就是比我国先进，我国的法律思想就是落后，他们把杀死八十个人的罪犯当大爷养着就是先进的，恕难同意这种观点。通过正确的反思我国历史，可以理直气壮地抵制这些错误的做法和思想，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遵纪守法的普通人民的权利。作者注。]
除此之外，因为张文祥有海盗和帮会的背景，岛津洋子还把朱雪雁和黄峥嵘也拉进了调查队伍当中，以便借助她们手下人马的力量进行深入的调查取证。而李思竹为了帮助岛津洋子，也带着李向天等人从天国余部方面入手调查。
一张大网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张开了。
忍者们自从跟随林逸青来到乾国后，有如水银泻地，很快的便融入了乾国社会当中，并很好的吸收了乾国同行的技术手段，因而尽管是调查这样的陈年旧案，效率仍然很高，很快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调查颜士璋的忍者伪装成儒学高士同赋闲在家的颜士璋接触，二人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之后某次闲谈，忍者装作无意中谈起当年马新贻遇刺一案，表现得甚为不平，颜士璋大起知遇之感，痛哭流涕之下，先是破口大骂曾伯恒，然后便将他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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