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父亲深感惊讶的是，批斗会上表演最积极的人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从未谋面的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
虽然我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露出的那种咬牙切齿的仇恨劲头，仿佛她们跟这些“右派”
有杀父之仇一样。
制度就是这样使人变得冷漠残忍，人人为了保全自己，对陷于不幸的人落井下石。
父亲单位里的多数同事都是有气无力地动两下嘴皮子，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纵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会主义”
的大业。
只是当时政治高压令人生畏，谁也不敢直说罢了。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在批斗会上积极表演的人里，也有很多在后来的“反右倾”
、“四清”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打三反”
、“清理阶级队伍”
、“清查六分子”
…….
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专政，其中包括把我父亲定为“坏分子”
的那位领导。
那时候搞了计划经济，不但经济要订指标，干什么事情都喜欢订指标，连“反右”
都要完成指标。
挖空心思“揭露”
别人，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
告密不再为人所不齿，而是成为当权者大力提倡的美德。
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斗争”
时总是开导大家说：“人家xx单位才xx个人就揪出xx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几个？
可不能落后呀！
大家仔细回忆一下以往的言行，一定要揭露出我们单位漏网的右派分子！”
中国的政治运动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就如同击鼓传花一样，每次运动、每个人群里必须产生一些倒霉蛋，就看鼓声停息时花落谁家了。
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不出冤假错案，那才算咄咄怪事。
当时我大姑在一所高中任教，算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不能幸免。
学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
有一段时间，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
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
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是不提一句意见，只是反复说**好，**好，好得不得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党。
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啊。
然而大姑早已森严壁垒、滴水不漏，回答说**就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一点儿缺点都没有，百分之一百地好。
领导见状，觉得大姑没有培养前途，也就只得遗憾地作罢。
不过，虽然大姑没占上这个“右派”
指标，但这个指标还是没有浪费。
大跃进开始不久，他们学校到上蔡县支农，每天在公社食堂吃饭。
当时公社的公共食堂办得极差，菜洗得也很不干净，菜汤上居然还浮着一层蚜虫。
一个老师见状，说道：“哎呀，这可怎么喝呀。”
另一个刚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的年轻男教师就开了句玩笑，回答道：“吃吧，人多没好汤，猪多没好糠。”
就这么一句话，当晚学校就对他开展了批判，两天后来人把他押走了，定成了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
“反右”
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采取诱骗的卑鄙方式进行的，全国五十五万人，多数是一些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些人受尽磨难与歧视，大好年华与才干白白浪费。
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反右”
运动触及的人，看到所谓“右派”
们的可悲下场，或吓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或一味曲意逢迎、歌功颂德。
从此之后的许多年间，只要是**下的指示，各级干部们下的指示，无论对与错，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鲜有反对意见。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后“大跃进”
中，全国到处都会发生诸如“亩产万斤”
之类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通过时，虽然给绝大部分“右派”
平反，却仍然强调：“反右”
是必要的，只是后来扩大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