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杨绍清欧洲之行的计划让杨家上下遭受了一番不小的震动。
但比起发生这两个月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也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
就在杨家召开宗族会议过后天，以陈邦彦、史可法、沈犹龙等一干内阁尚书为首的大臣们联名上表请奏显德帝为孙露请封。
身为过渡皇帝的显德帝自然是不会附逆群臣们的进柬的。
于是他当下便爽快地下诏册封孙露为中华王，加九锡。
并着令史可法为其草拟九锡文，向天下褒奖孙露的勋劳。
九锡乃是古代帝王赐予诸侯大臣的最高礼遇，属嘉礼。
分别是指衣服朱户、纳陛、舆马、乐则、牙贲之士、鈇钺、弓矢、秬鬯等九种器物及待遇，多授予对国家有大功的权臣。
事实上，自汉献帝封丞相曹操为魏王、杨坚等，在掌握军政大权后，莫不仿其故事，以求为之后的改朝换代作准备。
因此显德帝的九锡文一经公布，无疑就是向全天下敲响了朱明王朝的晚钟。
因此随着孙露被受封中华王，加封九锡，朝野上下的声音也渐渐地统一了起来。
上至官宦大夫，下到贩夫走卒，均意识到南京城里的中华女王登极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不仅是百姓，就连“老天”
似乎也感受到了这股气势的强劲。
在短短数个月内，从岭南到辽东，几乎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了各种吉祥和瑞的征兆。
而那些书写着祥瑞征兆的奏章被刻在青藤纸上不断地送达中华王府中。
其中的内容读来也是颇有趣味，像母鸡司晨，桃花冬放之类内容已算不上新奇。
至于各地献上的灵芝、如意、奇石等等吉祥之物更是堆满了王府的库房。
特别是那些奇石上头，往往还篆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之类的文字。
对于这些所谓吉祥之兆，已然成为中华王的孙露往往只是一笑了之。
她知道当年武则天登基前天下也曾出现过众多的“吉兆”
。
武则天甚至还为此嘉奖过不少人。
虽然说这些纷涌迭现“祥瑞之兆”
，多多少少都是代表着朝廷内外改朝换代的民意已然蓬勃滋长。
但孙露决不会就此当真，更不会拿这些无稽之谈来大做文章。
因为她坚信所谓的“祥瑞之兆”
不过是强权底下的一个衍生物罢了。
是“祥瑞之兆”
还是“妖孽作祟”
，决定权不在老天爷手里，而是在握枪杆子的手上。
没有足够的实力做后盾，再多的吉兆也是枉然。
虽然孙露本人对这些“祥瑞之兆”并不感兴趣。但各地省城的主要报纸还是将这些吉兆大肆渲染了一番。通过媒介的作用在短短两个多月间朝野上下改朝换代的呼声就被抄得高涨起来。迫于朝野间的压力，显德皇帝识相地连续两次下禅国诏，令汤来贺等人奉诏玺，引百官至首相府献纳。孙露当然是一次又一次地婉言谢绝玺绶，并作表谦辞。
至此孙露受禅前所需要做的准备已然完成得差不多了。无论是在民意上，还是礼数上均已达到了陈子壮等人理想中的状态。在他们看来现在已是万事具备，只歉东风了。然而此刻的孙露却并不忙着让显德帝下这最后一道禅国诏。因为她的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
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才刚刚结束不到半年的国会再一次被召开了。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国会的议员们并不是来此地提交他们的请愿书。而是来审议一份对后世发展产生极大影响的法律文件——《中华帝国弘武宪诰》。当然此刻的《宪诰》还未被灌上新名字。但与会的人都知晓这将是下一个新朝代颁布的第一份《宪诰》。
由国会来审议《宪诰》这样重要的律法，这在隆武朝时期是不曾发生过的。
之前隆武国会的职权只限于审核内阁交付的预算以及征税提案。
并通过国会议员各自代表的地方议会来控制地方上缴给中央的税收，从而使国会得以左右朝廷的财政权。
其实从崇祯末年起，明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税收的控制就已经陷入了瘫痪。
弘光帝在位时，南京朝廷对赋税的征收范围更是缩小到了江浙一带。
两广、湖广、福建诸省虽毗邻京畿，却始终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
这种情况直到孙露掌权的隆武时期才得以缓解。
虽说从那时起南京朝廷有了关税、私掠金等其他收入方式。
但地方上缴的钱粮依旧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而地方议会的议员们，恰恰就是各地缴税的大户。
在隆武朝时期，各地方议会通过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并由国会议员代表该地区进京参加国会。
由于国会是每年一届，因此期间会由内阁向国会公布之后年的计划。
并以该年计划为蓝本制定朝廷的年预算案。
再由这年预算案来决定各省份在之后年内所需向中央上缴的税收份额。
而省一级的地方议会则能决定其所属范围内各州的税收份额。
至于朝廷每一年的预算和结算，则由常任的上国会来进行监督调整。
这样一来帝国的纳税人便能通过国会、议会为平台来决定自己缴纳的钱该怎么用。
起先还有不少官僚士大夫担心过给予国会财政权影响中央的税收。
甚至还有人认为缴税的缙绅会以此来刁难朝廷。
但通过将近六年的实验证明，由国会控制财政税收不但不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相反还能极大的提高税赋的使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