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书，同上篇以公冶长的名字来作篇名一样的，也是以学生“雍”
的名字来作篇名。
《公冶长》代表修德之体；《雍也》代表进业之用。
雍是孔子学生中有名的一个，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年轻二十九岁。
在孔门得意的高弟当中，他认为道德学问都行的是颜回；慷慨好义、军事第一的是子路；政治、外交、经济等等第一是子贡；另一个他最得意的学生，就是冉雍。
他认为“雍也，可使南面。”
所谓南面，就是说他有南面而王，君临天下的大才。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怕孔子，因为他的排场太大了。
一来就带了那么多弟子，而且他的弟子中，各国的人都有，他的理想国中的各项人才也都有：冉雍可以作君王，宰相可由子贡出任，三军统帅子路可以站出来。
这情形，诸侯列国有谁敢收容孔子？
他在那里一待，谁都紧张。
所以从整个历史来研究孔子，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成为圣人，实在是起来有自。
他不是没有办法，而是非常有办法，只要他头一点说：你们干吧！
问题就大了。
以他的三千弟子，在春秋战国时，随便哪一个大国都吃不消，都可以被他拿下来。
但是孔子不走这条路，为什么不走这条路？
这种道德修养，就值得我们研究了。
如果对当时的史料不清楚，好像孔子之成为圣人，是读书人被逼得穷到无可奈何，才做了圣人，那就完全错了，这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孔子提出来：“雍也，可使南面。”
这是说冉雍这个学生有帝王之才。
古代帝王，依照传统文化观念，一定要坐北向南，一直到清朝被我们推翻以前，几千年来都是如此。
古时南北正向的房子，老百姓是不准修的，尤其在清代，老百姓如建南北正向的房子，地方官一向上报，就要论罪灭九族的。
老百姓向南的房子有没有？
有的，但是大门一定向旁偏一偏，不许正向南方。
只有州、县等官府的衙门，或者神庙可以坐北向南，其他不行。
这是中国专制时代建筑方向的规矩。
还有，北京的房子，在过去绝不能高过宫殿，否则就是犯罪。
所以“南面”
这两个字，在古文中往往就是称帝称王的代名词。
我们在这两篇书上看得出来另外的一个道理。
第五篇公冶长，坐在牢里犯了法的人，孔子却把女儿嫁给他；第六篇则讲可以作帝王的是冉雍。
而冉雍本来是最可怜的人。
他的父亲很不好，出身于贫贱家庭，如以阶级观念来讲，他的父亲是所谓下等人，可是他的儿子却资质非凡。
由这两件事例，可以看出孔子在中国上古时代，那种注重阶级的社会里面，他并不考虑到这些。
他只问一个青年，他个人是不是人才，如果是一个人才，该如何就如何。
所以后来他也一再鼓励冉雍。
当然，冉雍下意识中也会有一种心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家庭如此，难免心理上有点自卑感。
孔子就告诉他，不必要存有这种心理，一个人要靠自己站起来。
所以这两篇书，第一个提到的人，都是在困苦艰难中，由孔子的培养，学问德业才能有所成。
说到冉雍，他有一天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孔子，讨论到子桑伯子这个人，在《庄子》这部书中也曾经提到过，他非常豁达。在秦汉以后的文化中用豁达这两个字，很有内涵。《史记》上写汉高祖，也有这种字句。达者指度量的宽大，讲得好听点是豁达；讲得难听点，就是“吊儿郎当”，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穿衣服领带都打成歪的，扣子也扣不好，说不定领子也经常翻起来。这个样子，也有一半像豁达——不在乎。子桑伯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豁达的人往往太简。
关于这个“简”
字，值得研究了。
我们须要特别了解：孔子经常提到的“简”
，就和老子所提到的“俭”
，观念是一样的。
这两个字的定义，在古文中几乎完全是一样。
只是两个字的表现不同而已。
孔子说子桑伯子从简，一切都是简化，近乎豁达，批评得简单明了。
那么冉雍就提到他的思想了。
他说做一个领导人“居敬而行简”
，如果对一件事——处事，对一个人——待人，都是敬重的心理，事情自然就可以简化。
这样来处理老百姓的事情，和一般社会的事务，就对了。
如果说内心的精神，没有尊重这件事情，没有重视行政组织，没有“敬业”
的心理，只是满不在乎，以此来标榜简化，以简化的目的来实行简化，就变成一种权术、一种手段，就不是政治的道德，这样就未免过分简化。
在我们历史文化上，做领导人的，要注意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