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周知民隐，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的丁雨生指出“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也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槟榔屿约有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建议朝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土之情款”，则中土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这样“中土就多得一助”。
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伯函、左季皋、李绍泉等人的极力赞同，加上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劝诱，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当时，传统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天朝官吏。他们多不屑从事外交，甚至对出使外国视为畏途。彤郅十三年郭筠仙被任命为乾国驻英公使，其友人李鹤年和冯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土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对于人选这一问题，丁雨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海防条议》中说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时局之艰巨，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彤郅七年，丁雨生独具慧眼，将出身秀才的李丹崖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派李丹崖随容闳前往外国考察。光旭元年，丁雨生又推荐李丹崖出使外国。李丹崖先后到了法国、英国，后来署理驻德大臣，兼充出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大臣等，成为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另外，丁雨生选才的目光还投到侨胞之中，“现在新加坡俄国领事，即中土番禺人胡姓（胡璇泽），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建议乾政府联络新加坡侨领胡璇泽充任领事，具体提出借用当地侨领作为驻外领事的方案，以解决一时乏人“堪膺此选”的矛盾。后来陈善谦（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张振勋（槟城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槟城副领事）等当地侨胞社会的侨领均成为一方领事。
丁雨生非常关注侨胞在国外的命运。其时海外侨胞达数百万之多。分布区域从南洋到南北美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当时的中土“侨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之人所轻侮”，急切地盼望朝廷能够派官员加以保护。大乾朝廷对侨民不仅不关心，且加意防范。丁雨生破除陈规，直抒护侨的思想。他在答复总理衙门关于遣使问题时就建议乾国政府“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处管理华人”，对海外侨胞加以保护和联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海外设立类似西方领事馆的机构来管理华人。丁雨生由遣使引出的设立领事馆的建议并没有马上为朝廷所采纳。直到光旭三年，丁雨生与在伦敦公使任上的郭筠仙遥相呼应，才终于力促乾廷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土第一个驻外领事馆，使中土政府按照十九世纪的国际惯例行事，在本国侨民众多的地方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利益。由那时起，乾国先后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45个领事馆。
光旭元年丁雨生出任福州船政大臣，提议派遣铁甲舰远巡外洋宣慰侨胞，保护侨胞，“中土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将来自能创造极少须三十号，方敷防守海口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土人。”第一次到南洋巡历的中土海军军舰是福建船政局造船厂的自造军舰。于第二年底到达新加坡，激起华人社会的热烈反应。光旭二年以来，乾朝北洋舰队先后5次访问南洋华埠，祖舰所到之处引起侨胞社会的轰动，“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欢呼，欢声雷动。”
大乾朝廷第一次认真从事对侨胞的外交保护始于对古巴、秘鲁中土民工事件的交涉。古巴、秘鲁侨胞不断禀告乾国政府，陈述受虐惨状。光绪元年，乾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出陈兰彬、容宏等人往古巴、秘鲁调查中土民工受虐情事，搜集各种证词、禀诉，再与秘鲁、西班牙政府交涉。在选派交涉代表人选的问题上，李绍泉上奏“丁雨生……熟悉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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