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之前，非到不得已，西乡隆盛不会轻易树起反旗与政府直接对立。西乡隆盛所谓“忧虑贻误志士方向，故欲施以相当之教育，磨练节义，以期他日大成”的办学意图中，所期的“大成”，就是这样的大成。
但是，日本的国内形势，并没有按照西乡隆盛的意愿来发展。
倒幕战争结束后，日本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的独裁政体。大久保利通就是倒幕后维护巩固新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人物。他对自己的政治方略订下的目标是：十年训政，十年大修内政军备，十年致宪政付后来贤者。在大久保利通执政的时间里，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进一步扫清保守势力，维护中央集权，为今后实行宪政打好基础。日本在幕末的大的阶级状况依上而下是天皇、幕府、诸侯、武士、平民，各级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大久保训政时期要建立起的架构是：天皇、太政官(中央官员)、各级地方官吏、平民。太政官由当初倒幕有功的武士们中的精英担任，太政官任命各级地方官吏，平民接受地方官吏领导。除此之外，幕末的幕府、诸侯、武士这三个阶层都要扫清。其中幕府势力和诸侯势力都已经分别通过倒幕战争和废藩置县被消灭。只剩下倒幕中表现积极的武士阶层，他们拥有特权，试图于司法行政体系之外，又在意识上认为他们高平民一等，这些都将是未来实行宪政的阻碍。因此针对武士们，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明治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从政治权利、经济、意识各方面取缔武士特权。
废藩置县后不久，明治政府就改革等级制度，废除诸侯和公卿的称号，改称“华族”，各级武士全部统称“士族”，农工商宗教界人士一律为“平民”。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通婚，名义上各身份平等。加上军制改革，实行征兵制，平民兵也一样训练、出战，武士的政治特权被剥夺，结果引起武士们的强烈不满。
不仅是武士们对大久保利通把持的明治政府不满，平民也对很多政府的具体措施有很深的误解和不满。明治政府在征兵令上文诌诌地说：“凡日本国民皆有保卫国家之义务，西人谓之‘血税’，言国民当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尽忠也。”可是很多平民从没有接受过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教育。而武士阶级当时还保留着重要的经济特权——他们有世袭或终身的俸禄，这笔钱的开支有时竟然相当于明治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士族们又不事生产，这是很大的社会财政负担。于是明治政府逐渐采用削减家俸、用产业资金换俸禄（现金加公债，类似后世某国的“公私合营”）、用货币换俸禄米等办法逐步取消武士俸禄。然而这过程中也有很多弊端，由于日本还处在农业社会末期，商业基础还没有完善，大量公债脱离武士之手，转入高利贷商人的手里成为他们的原始积累资本，他们成为后来的资本家，而大批下级武士却就此破产。而除了武艺之外，武士们又没别的技能，转型去作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很困难，心理也很不平衡。而让农民交货币作为租税替代米给武士发俸，对于无处以米换钱的农民来说，也非常不便。另外大久保利通支持川路利良“国乃一家，政府为父母，人民为子女，警察为保姆”的思想，在日本建立起近代化的警察和谍报体系，执法过于严厉，日本武士和平民甚至认为这一时期比幕末的高压统治还要黑暗。
西乡隆盛作为武士的楷模，在朝野有着极大声誉，在他控制的鹿儿岛境内，用县里的租税培养着大批不满现制度的武士。在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明治政府眼里，内战的爆发是早晚的事，但内战却显然不是西乡隆盛所希望的。
现在大久保利通等于已经对鹿儿岛收紧了绳索，对鹿儿岛士族来说，如果不想发动时受制，就应该先下手为强，但西乡隆盛知道，先动手的话，鹿儿岛士族就将失去道义上的制高点。
武士的尊严，他是不可能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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