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在青年时期就结为好友，跟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一直在寻找勤王救国同时也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那时萨摩藩刚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明主，就是被誉为“当世三百诸侯世子中无人能比”的岛津齐彬。岛津齐彬在藩中锐意改革，对各方面都进行近代化的建设，同时广募人才。西乡隆盛很得岛津齐彬的赏识，成为他的手下爱将。岛津齐彬常称赞西乡隆盛“此人乃萨摩之宝”，但岛津齐彬不久去世，他倡导的“公武合体”（天皇与幕府权力合一）的运动也半途而废。西乡隆盛先被流放，后来他被赦免召回萨摩藩，则多亏了大久保利通的力量。大久保利通那时已成为藩中重要谋臣，在大久保利通的影响下，新任藩主派遣西乡隆盛进京利用以前的声望继续进行“公武合体”。此时的藩主也同样准备像岛津齐彬一样率兵入京勤王。但是，西乡隆盛这次追求的事业与以前已有所不同，结果藩主大怒。大久保利通得知此事，揣测藩主必不会轻饶西乡隆盛，但他又不能抛弃西乡隆盛，忠义二字之间，实难取舍，就提出与西乡隆盛互刺同死，然而此时的西乡隆盛“正思将以有所为也”，不愿让好友和自己一同送命（同样的事已经发生了一次，估计是西乡隆盛觉得身上已经担着月照和尚的那份儿寄托，再添上条大久保利通的命，实在担不起）。于是西乡隆盛请大久保利通在藩主面前为自己求情，自己也做出反省的样子，因而得以逃脱严厉的惩罚，再次被流放到小岛。
在倒幕战争胜利后，功成身退的西乡隆盛没有在新政府中任职，而是带了一部分亲信回到鹿儿岛，推进藩政改革。后来是大久保利通亲到鹿儿岛，请西乡隆盛出山，西乡隆盛与大久保等维新人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封建割据，建立中央集权，发布“废藩置县”令，取消了土地买卖禁令，制定新的军制（从平民中挑选招募政府军，而由旧武士组成近卫军）。当时西乡隆盛身兼陆军大将，近卫都督，参议三职，对明治政府的军政改革都有突出贡献，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一起被誉为“维新三杰”。这个时候，可以是说是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关系最好的时候。
而二人的交恶，则始自于大久保利通反对西乡隆盛以武士急进“征韩”的坚持。西乡隆盛的急进“征韩论”在朝议中的失败，让他愤而出走。西乡隆盛的辞职和出走在当时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甚至被称为“明治六年政变”，而后不久，为日本奠定法制基础、曾身为官、司法卿、因西乡隆盛的“征韩论”未被采纳、也因自己的一些法制理念未获接受而与西乡隆盛一起下野的江藤新平，在九州岛的佐贺3000士族的拥戴下，起而反叛，然而旋即被大久保利通迅速镇压，并以极刑枭首示众，是为“佐贺之乱”。西乡隆盛虽然没有响应江藤新平的反叛，但却更加的引起了明治政府的猜忌。而大久保利通对于江藤新平的断然枭首，其实也有震摄西乡隆盛的意思，而以西乡隆盛之聪明，是不可能看不出来的。
二人正相对默然，“摄津”号的舰长坪井航三大尉走了过来。
“东京湾就要到了么？坪井君？”伊藤博文看到远方出现的海岸，问道。
“是的，大臣阁下。”坪井航三大尉答道。
伊藤博文看了看这位相貌朴实的海军军官，露出了一个感谢的笑容。
在见到“摄津”舰上的水兵们忙碌的进行勤务工作的那一刻，伊藤博文对这位曾留学美国的海军军官已是大起好感——虽然他指挥的这艘排水量仅有920吨的旧式炮舰现在已经老旧不堪，而1868年就已服役的“摄津”号却还保持着轮机和火炮均完好可用的良好舰况。
这当中的原因，除了舰长个人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外，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
坪井航三于日本天保十四年生于周防国三田尻（现属山口县）。父亲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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