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香港官员对路透社记者表示，虽然体制改革中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嫌疑，但一带一路的体制改革直接针对体制方面的漏洞和缺点。他举例说，因为一处高速公路桥梁坍塌事件，中央督察组直接调整了高速公路建设中的第三方监管，追责，保证金以及官员权利范围问题。
同时，中国政府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使得物权法的地位得以提升。
中国广东深圳曾经因为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引发交通安全问题而全面禁止在市区内使用上述车辆。
交警在道路上拦截并查扣这些车辆。
由此引发深圳民众向中央政府提交本市交警涉嫌侵犯财产权的行动，中央政府在责令广东省政府归还，赔偿这些车辆的同时，对涉嫌不作为，未能提起公益诉讼的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法院实施追责，200多名高级法官，检察官被勒令检讨，首席大法官辞退。
而市民是否有权合法在道路上行驶这些车辆，引发中国国家宪法法院就公民人身权的讨论。
交警方面提出，由于电动自行车在质量方面的参差不齐，市民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等问题，电动自行车是道路交通肇事的主要原因。此举引发工信部对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的资质审核，准入门槛标准等一系列工作，国家标准委员会因未能及时调整电动自行车速度、重量等标准同时受到追责。
于此类似，发生在河南安阳的一次强拆事件，导致中央政府就城市规划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间矛盾解决的研究。中国宪法法院就此发表裁定说，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将纳入商业范畴，严禁政府部门已行政命令，政府官员以私人影响力而介入，否则将以滥用公权予以查处。
分析人士指出，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组织机构和人员正在面临空前未有的调整，一个个部门被解散和取消，合并，大批政府机构被取消，政府官员下岗。但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轻，更具有现代眼光和专业知识，精力充沛的年轻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