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周赫煊的及时提醒，史量才在七月底就离开上海，躲进天津的法租界找朋友喝茶看戏去了。
在离开上海之前，史量才希望鲁迅能写一篇文章，帮周赫煊说说话、正正名。
鲁迅当时没有拒绝，但也没有答应，他不想掺和这种破事。直到《中央日报》刊登赞扬周赫煊的社论，舆论风向瞬间翻转，鲁迅才突然用本体大马甲开了一篇，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
原文如下——
《花边漫谈》
“周明诚在近日遇到了麻烦，中国报纸泾渭分明的分做两派，一派极尽诋毁，一派高高捧起……史君离沪前，曾邀我做文章，为周氏摇旗呐喊，尽一份朋友的心意。”
“我与周氏曾在北平见过一面，他不喜欢喝豆汁儿，可见并非同我一路人。他有他的想法，他对中国是抱有乐观主义的，而我恰好相反……我对周氏的私人生活并不关心，但他的文章我必看不落，不可不说他是中国顶有自我思想的学问家……”
“这次报纸论争的结果让人惊奇，短短几日时间，西风东风合做一团，骂得激烈，收得也突然。像是全中国的报纸，一夜之间忘了有场骂战，竟齐齐唱起了赞歌……”
鲁迅开始在文章里讲故事，讲一些让人摸头不知脑的故事，句句都在暗讽无良媒体溜须拍马，只知道逢迎上意。他根本就不是在帮周赫煊说好话，而是借机骂国党的舆论控制政策。
这篇文章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之后，鲁迅又加班加点的写出第二篇文章——
《周氏与泰氏之比较》
“有个叫‘竺震旦’的印度诗人，曾在中国掀起大风浪，他即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鲁迅虽然一向对泰戈尔不感冒，但还不至于公开批评，只是经常嘲讽那些无限吹嘘泰戈尔的国人而已。
但这回，鲁迅借题发挥，直接逮着泰戈尔开喷，还把泰戈尔的中文名“竺震旦”拿来开玩笑，就因为泰戈尔公开说自己是“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不言而喻，鲁迅是在嘲讽那些对日投降派及主和派，顺便把徐志摩给涮得不轻。
咱们继续看——
“有人奉诏为周明诚正名，谓曰：‘明诚先生可说是晚清以来中国第一大文豪，是足与泰戈尔比肩的亚洲贤哲’。他显然未曾听说泰戈尔的投效之言，不料泰氏已做英国忠犬，错把巴掌拍到马腿上。”
这段话兜着圈子把陈布雷也骂进去，极尽讽刺之能事，就差没说陈布雷是溜须拍马还拍错的小人了。
鲁迅继续写道——
“为什么定要拿中国人与外国人比肩？是不是在脑子里，就提前定下一个规矩，外国人肯定要比中国人高尚——即便这个外国是印度？似乎有个中国人，能与外国人相提并论了，我等即可皆大欢喜、与有荣焉。”
“泰氏有‘诺贝尔’的黄袍加身，于是就在中国飞升成仙。周氏只有‘诺贝尔’提名，于是就天然比泰氏低上了一等？”
“要我说，周氏的成就早已超过泰氏。文学层面，周氏的小说蔚为大观，在国际上开创了一个全新派别。周氏虽然只做了几首诗，但在中国诗坛也有着普罗米修斯的意义。在学术层面，周氏史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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