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苏方官员说，“苏联的教育注重劳动实践，学生每周都有机会接触实际的生产。他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优秀的操作技师和工程师了。”
李石曾转过身来，对周赫煊说：“明诚，苏联的教育模式，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周赫煊很想回答：老先生，你可别被苏联人忽悠了！
但碍于苏联官员在场，这种话实在不好说出口，周赫煊只能暂时憋着。
首先，苏联官员所说的义务教育情况，其实有很大水分。苏联此时许多边缘地区，义务教育根本没有普及，更别说年龄范围扩大到17岁以下儿童。
其次，苏联的综合教育大纲，严重破坏了教育学科的系统性。所有学生都是流水线出来的，甚至废除了入学、升学和毕业考试，取消了对学生的血液评定，导致教育质量远远不如沙俄时期，更不可能培养出大科学家。
苏联教育部门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个严峻问题，正在计划着进行教育改革。但改来改去，依旧问题重重，比如把大量工人的子女归为“智力落后的”、“有缺陷的”行列，直接送进特殊学校，戕害了无数儿童。教师的作用也被无限放低，成为照本宣科的机器。
这种情况直到二战期间才有所改善，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苏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真正完善了 教育体系。
苏联在教育上走的弯路，长达近三十年时间，如今还处于初期的摸索阶段。经过苏联官员这么藏头露尾的吹嘘，居然让李石曾感到羡慕，只能说老先生太容易忽悠了。
不仅是教育，苏联的工厂和农场，也让随行的中国人感到惊艳。到处都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农民干劲十足，人人脸上都带有建设国家的满足和幸福感。
虽然这些都是样板单位，专门呈现给外国人看的，但也并非完全弄虚作假。
周赫煊随便找几个工人和农民聊天，对方的语气显得激动而真切，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众人还被请到莫斯科大学去演讲，主角自然是爱因斯坦。周赫煊在爱因斯坦大神面前，只属于敲边鼓的，能在学校讲几句已经够给面子了。
直到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斯大林终于抽空出来亲自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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