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裴世矩为西行策略耗费心神，殚精竭虑之刻，内史舍人封德彝的书信送到了裴世矩的案头。
裴世矩很吃惊，他万没想到齐王及其支持力量竟然在如此危急时刻“杀进”北疆，导致本来就不好的南北局面“横生枝节”，稍有处理不慎，南北关系必然会迅速恶化。
裴世矩对齐王的评价大为改观。齐王这步棋走得好，走得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恰好击中了圣主和中枢的要害，攻圣主和中枢之所必救，可谓一击致命。
裴世矩认同封德彝对“齐王北上”和“高阳危机”这两件突发大事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博弈的分析和它们将对北疆局势乃至南北关系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继而对第三次东征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怀疑。他突然有一种预感，预感第三次东征可能会在短短时间内由圣主的意愿变成中枢的最高决策。
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中，在内是西京要在政治上妥协让步，在外则是大漠北虏被有力牵制，无法阻扰和破坏中土的第三次东征。而若想牵制北虏，中土仅靠与西突厥人联手，在大金山南北两麓夹击东。突厥人显然不够，毕竟寄希望于西突厥人与大漠北虏打得难分难解，把命运交给别人，实在不现实，关键时刻打铁还须自身硬，还要依靠自身力量，只要北疆镇戍力量足够强大，对大漠北虏形成了实质性威胁，就必然能够在第三次东征期间有效牵制大漠北虏。
然而，因为东征的需要，北疆镇戍军及地方壮勇被大量抽调到东征战场，导致北疆镇戍力量急骤下降。如果东征一鼓而下，一战而定，东征战场上的北疆镇戍军迅速返回长城防线，这就是个可以忽略的小问题，但是，连续两年东征都失利了，东征战场上的北疆镇戍军不但迟迟不能返回长城防线，还损失惨重，导致原本忽略不计的小问题迅速演变成了大危机。
可以预见，如果中土发动第三次东征，大漠北虏肯定要乘着中土北疆镇戍力量严重不足的大好机会南下寇边，如此既能给高句丽以有力支援，又能打击和要挟中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这也是裴世矩献计圣主，积极结盟西突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论有没有第三次东征，未来几年北疆镇戍形势都十分严峻，为此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遏制和削弱大漠北虏。
但西域遥远，西突厥人也不好对付，裴世矩此趟西行未必能实现预期目标，围魏救赵未必好用，“远水解不了解渴”，相比起来，齐王北上镇戍，支持齐王的那些站在“明处”和躲在“暗处”的力量纷纷涌入北疆倾力相助，则必然能在短短时间内加强北疆镇戍力量，坚固长城防线，对大漠北虏可以形成实质性威胁。
所以单就“齐王北上”这个策略本身来说，价值很高，适逢其时，恰到好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能解决圣主和中枢所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非常好，但从隐藏在这个策略背后的危机来说，“齐王北上”是把“双刃剑”，既能伤敌，也能害己，有利有弊，难以权衡。
“齐王北上”会引发内外两大危机。在外是南北危机，如果齐王有意以制造南北危机来要挟圣主和中枢，从而获得极大的权力和极强的实力，那么他的北上不但无助于南北关系的缓和，反而有可能提前引发南北大战。在内是皇统危机，齐王一旦据北疆而称霸，必然觊觎皇统，极有可能重蹈汉王杨谅之覆辙，骨肉相残，父子反目，生灵涂炭。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圣主和中枢在“齐王北上”这件事上不但要考虑长远利益，更要解决眼前忧患，所以难度有些大，需要时间。但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对齐王就越不利，这一点显而易见。齐王为防意外，果断出手，不但打了圣主和中枢一个措手不及，还祭出了一把锋利的“大刀”，而这把“刀”就是号称中土第一反贼的白发贼。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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