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寿妥协了。崔赜的计策已经得到了越王杨侗的许可,武贲郎将高都公李公挺也积极支持,更重要的是,观国公杨恭仁愿意在东都危难之刻不计后果的挺身而出,而杨恭仁是目下宗室政治集团中唯一有资格扛“大旗”的人,郑元寿无意得罪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显贵,更不敢冒着得罪越王和宗室的风险陷荥阳郑氏于危局。
天亮了,越王杨侗召集东都留守樊子盖、越王府长史崔赜、太府卿元文都、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右候卫将军郑元寿和河南赞务裴弘策,,还有刚刚从洛水前线返回报奏军情的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共商对策。几位政界大佬联手向卫府施压,而军方两位大佬在战事不利,京畿防线已被叛军突破的恶劣局面下,十分被动,禁卫军统帅独孤盛自觉面上无光,言辞颇为激烈,指责右骁卫将军李浑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玩忽职守、处置失当,辜负了圣主的信任,应当对当前危局承担主要责任,并即刻集结卫府精锐击败叛贼,化解东都危机,稳定京畿局势。
这话听上去很“悦耳”,但实际上独孤盛摆明了就是维护军方利益。何谓承担主要责任？既然有主要责任,那就有次要责任,次要责任是什么？谁来承担次要责任？军方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不即刻改正错误,反而推卸责任,要让几位政界大佬分担罪责,岂有此理。
樊子盖率先发难,打着越王的大旗,借着维护越王之名,严厉而坚决地痛斥卫府,把所有罪责一股脑儿全部推给了军方,并扬言要奏报圣主和行宫,要弹劾李浑和郑元寿。
军方一听就知道樊子盖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卫府让步,毕竟在东都安危这一前提下,留守东都的军政大员们利益一致,如果东都出了大事,影响到了国内稳定,影响到了二次东征,所有留守大员都要承担责任,谁也跑不掉。樊子盖之所以焦虑,原因就在如此,实际上东都如果出了大事他的责任最大,最起码证明他政治智慧不够,能力有限,没有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所以樊子盖只能以向圣主和行宫隐瞒真相来换取军方的妥协,缓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给军方以足够的时间击败叛贼,让他们把自己捅出的“篓子”给堵上,然后各取其利皆大欢喜。
郑元寿终于松了口,愿意调整京畿西、北两个方向的卫戍部署,首先把驻防西苑卫戍慈涧道的武贲郎将李公挺部,换防到邙山,在确保京畿北部防线的情况下,适当给京畿东部防线以支援,如此一来河阳都尉府的卫戍重压就有所减轻,河阳都尉秦王杨浩就能调派更多军队卫戍永济渠,以此来缓解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方向所承受的卫戍重压,让杨玄感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大河对岸白发贼的侵掠。接着从函谷关以西调军至西苑,随时给东都以支援。或许是为了投桃报李,也或许是为了“反制”崔赜之策,郑元寿竟罕见的接受了樊子盖的建议,把远在三百余里之外卫戍弘农宫的武贲郎将周仲,调回西苑驻防。
无人表示异议,大家的神情都很严肃,至于各人心里想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从崔赜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他很愤怒,很失望,郑元寿关键时刻背后“捅刀子”让他很受伤。
郑元寿把李公挺部调到邙山,照顾了越王的利益,而把周仲部调到东都城下,则是照顾了樊子盖的利益。
周仲是谁？是中土名将,著名的江左籍统帅周罗喉之子。周罗喉一代名将,却死于平定汉王杨谅的内战之中,可见江左人为了今上坐稳皇位,可谓是舍生忘死不计代价。圣主不忘周罗喉辅佐之功勋,对其子女都很“照顾”。其长子周仲因自小随父征战,功勋累累,早在周罗喉战死之前就已是卫府的护军了,也就是兵制改革后的武贲郎将,其父死后,圣主为了“照顾”他,特意将其从江左水师调到了京畿卫戍军,然后就再也没有上过战场,在武贲郎将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几年。周仲及其家族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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