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他以强势手段逼迫来护儿让步,目的就在于此。
这一仗,仅靠水师力量肯定拿不下平壤,唯有与陆路大军联手,水陆夹击方有一线希望,但按照圣主的诏令,水师又必须抢先发动攻击,否则无法向圣主和中枢交待,然而,水师一旦抢攻失败,并遭遇了重大损失,那么也就丧失了实施水陆夹击之策的基本条件。
换句话说,如果今年东征失利,承担主要责任的是水师,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都要倒霉,重则掉脑袋,轻则除名为民。而三个人于情于理都不能把责任推给圣主和中枢,更不能把圣主密诏的事情说出来。圣主为什么下密诏？就是防患于未然,就是要水师主动承担失利的责任。要知道圣主密诏一旦大白于天下,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圣主和中枢的,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恶果,圣主和中枢肯定承受不起,所以这个责任必须由来护儿三个人来承担。当然了,圣主和中枢也不会亏待他们,迟早都会给他们丰厚的回报。
这时候,周法尚就必须问一句了,为什么圣主和中枢要改变攻击决策,让水师抢攻平壤,行险一搏？无疑,圣主和中枢已经对陆路大军不抱希望了,不指望他们会不惜代价拿下平壤了,而原因肯定是圣主、中枢与军方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为什么矛盾会激化到如此地步？看看东征策略导致的后果就知道了,圣主和政界大佬们为了以外交手段解决远东危机,置军方意见于不顾,非要与高句丽人谈判,结果三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在辽东城下。这证明圣主和中枢的东征策略是错误的,但他们为了挽救危局,又不顾军方的反对,强行实施段文振遗策,这实际上是用可以预见的更大的错误来弥补之前所犯下的小错误,而由此导致的后果必然由军方来承担,军方当然不于了,当然要阳奉阴违了,甚至会故意制造不可克服的困难,迫使圣主和中枢下诏撤军。如此一来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圣主和中枢的,他们在政治上必然面临空前危机,而政治上的失败必将给圣主和中枢以沉重一击,后果之严重难以想像。
周法尚的质问,让来护儿和崔君肃“清醒”了一点,而正是这点“清醒”,让两人惊悸不安。
很显然,这是圣主和中枢的一个政治手段,一个政治上的预防措施。
平壤一战,如果水师按照预定计划,与陆路大军联手,水陆夹击,攻陷平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圣主和中枢根本没办法给平壤前线几十万大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在没有奇迹发生的情况下,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高句丽人应该能坚持下来,中土的陆路大军最多打个十天半月就会后撤。
陆路大军一撤,也就意味着今年的东征失利了,而失利的责任都是圣主和中枢的。面对这一最有可能变成事实的推演,圣主和中枢不得不使用政治手段来预防万一,而办法就是牺牲水师,让水师抢攻平壤,行险一搏,水师若创造了奇迹,功劳是圣主和中枢的,反之,若水师失败了,水陆夹击之策无法实施,陆路大军不得不后撤,也就巧妙掩盖了圣主和中枢根本无法给陆路大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的掩盖,也就把圣主和中枢强行实施段文振遗策的错误,把几十万远征军将士强行推上覆灭绝境的错误,统统掩盖了,如此一来东征失利的责任就不是圣主和中枢的,而是水师的,是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的,而他们的牺牲,有效帮助圣主和中枢缓解了因东征失利所带来的政治危机的剧烈冲击。
来护儿的心里掀起了惊天波澜。虽然他早在接到圣主密诏的时候就做过无数猜测,也猜测到了水师和自己可能是政治牺牲品,但他始终抱着一丝侥幸,始终期待奇迹的出现。然而,今天周法尚给了他迎头一棒。
来护儿若想侥幸成功,若想创造奇迹,首先就必须赢得周法尚的绝对支持,但周法尚慧眼如炬,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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