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跟刘备表达了一种观点：
桓灵时天下大乱，汉统衰微，当时可不是仅仅因为“战乱不断，百姓困苦”，而是天下的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等等种种社会弊端，已经积累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了。
所以，早点结束战争状态，却不解决社会问题、不对社会经济运作做好改造的话，就算重归和平，说不定反而掩盖了更多问题，那也就是回到冲质桓灵之前的汉安帝、汉顺帝时期。
换句话说，形势会比桓灵好不少，但程度也有限。如果说桓灵状态属于“三十年后就要亡天下”，安帝顺帝时期也不过是“六十年后要亡天下”。
刘备总不会希望他将来传位给后人，天下也只有五六十年太平吧，那可是比刘秀中兴的效果还差得远了——当然这话刘巴不敢直接说，只是潜台词里隐藏了这个道理。
最后，刘巴敏锐地指出，说他这些年来搞经济工作、得丞相耳提面命教诲、学习进步，揣摩出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战争状态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并且利于推进改革。
有些改革在和平年代阻力重重，那是因为没法用“需要上马这项改革来提升朝廷对外战斗力”这个借口，让一切阻挠者让路。
而战时体制，可以把一切阻挠改革的人打成通敌，也能合理合法加强动员，对于真心想革天下之弊的雄主，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所以刘备不该觉得战时状态是一种负担。
刘巴还举了个例子：要是战争那么快打完了，陛下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发行“战争国债”？还没来得及干完的那些改革，有足够财力支持嘛？为什么不趁着战争的尾声夹带私货呢？
（注：必须澄清一点。利用战时的紧急状态更利于做事，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刘备、曹操这些人手上，是确实革除弊政、为国为民改革兴利的。
但历史上也不乏尝到这种制度好处后，赖在战时体制的便捷性上不肯过河的。比如曹叡的十四年任期里，前八年就属于利用战时体制做了正事儿，扛住诸葛亮的压力，他自己也不敢懈怠。
可诸葛亮死后，曹叡的最后六年没了外部威胁，就属于赖在战时体制的红利里不肯下来，依然高强度动员，但搜刮来的民力都用来造宫殿个人享乐，腐化堕落。所以我并不是一味为战时体制的优点鼓吹。）
这话刘巴也是不能在朝议上说的，太阴损了，私下里跟刘备说说倒是可以。
而且刘备想拒绝法正、理由也很充分，都现成摆着呢，就说不忍河北百姓连续受苦，完全不用提别的。
刘备听后果然犹豫了，没有再被法正的意见左右，决定去雒阳，问了李素和诸葛亮再拍板。
可见四十岁的刘备，还没那么自负，不至于说出“事事问丞相，莫非朕不知治国”这样的话。
九月初六的朝议上，刘备就敲定了三件事儿：
先是正式讨论封司徒钟繇为槐里侯，食邑三千户，这个很快集议通过生效。
随后刘备就宣布，即日起御驾东巡雒阳，百官也另定计划，分批在三个月内前往雒阳。明年的新年朝会，会在雒阳举行，到时候也会在雒阳重新郊祀，把朝廷职能全部搬过去。
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有少量官员被要求留在长安组成过渡期班子，那就等于是跟着钟繇退居二线了。
至于长安周边的军队，除了要留守关中、警戒西北的之外，其他应该跟着朝廷走的部队，拖到明年春耕结束后再动身。
因为军队人多，可能涉及十几万人，这些人在关中地区再多吃四个多月粮食，也能减轻雒阳那边的粮食运输压力，减少浪费损耗。
雒阳的粮食，未来终究是要靠关东的河南河北供给，否则狭小的伊洛平原绝对养不活百万级的人口。
现在河南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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