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意义十分明了了。
这即便是在现代社会都避免不了的东西，在封建社会这个时代，那就是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值得用起来的东西，同年同学同乡，哪一样都价值巨大，如果几个圈子还能共通交叉，那基本上就决定了这一辈子都要打上同党的烙印了。
当然这个也需要建立在基本“政治理念”一致的前提下，也就是所谓的同志，而在冯紫英看来，这个基本“政治理念”对于现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些同学们来说，还基本上是空白的。
他们心目中其实对于未来出仕之后该遵循什么理念，该代表什么群体，都还没有成型，要在他们未来的官场生涯中因为一场甚至几场政治斗争，或者主动或者被动的卷入到某些利益中去，经历几番波折洗礼，才会慢慢成型。
而这个时候恰恰是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最基本的一些理念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旦帮他们确立一些观点理念，往往要比他们入仕之后思维已经定型再来改变容易许多。
“我们北直隶以及陕西、山西本身就比其他地方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每一次面临鞑靼人或者女真人的寇边时，我们都要付出最直接最惨烈的代价，我们北边的儿郎要付出最大的牺牲，百姓要承担更多的伤害，可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北边的子弟怎么可能享受得到像江南湖广那样相对安稳和优越的学习环境？而寄籍附籍的这些学子们他们本身就享受了更好的学习条件，其实本该回各自籍地考试，只不过朝廷恩赏，允许他们在顺天考试，但一些必要的限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范景文有些惊讶于冯紫英的坦诚，“但江南承担了大周绝大部分税赋，很多江南士人也觉得对他们不公，紫英怎么看？”
“这就是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平衡问题了。”在考取了举人之后，冯紫英和范景文都具备了可以实质性探讨时政的资格了，因为从资质上来说，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选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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