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
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
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
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
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
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
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
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
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
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
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
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
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
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
。
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
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
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
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
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
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
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
，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
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
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
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
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
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
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
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
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
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拖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
嘉定二年，会子换界。
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
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
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
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
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
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
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
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
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
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
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
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
淳佑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
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