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有人提倡“以土抵洋”，在中土各地广泛种植罂粟，与英国实行“鸦片战”。因而使“土药”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大，不久之后，“土药”总产量已经超过进口的“洋药”数量，这样当然也导致了中土国内吸食鸦片者的人数剧烈增长。
尽管如此，鸦片给大乾政府带来的好处也是一目了然的。进口的“洋药”，每年的税厘收入大约有600万两银子，国产的“土药”的种种税捐，大概在2000余万两之上。这样巨大的收益，使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痛下决心割弃它。就在那一年，左季皋便提出鸦片加税，他的意思是想要通过加税抑制需要而达到禁烟目的，是“寓禁于征”，但在讨论过程中，官府注重的却是筹款，而不是抑制需求。有人上疏朝廷请求禁烟，但各地地方大员却坚决反对，称此类建议万不能行。有人甚至举出了广东的例子，称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哪有禁烟之后还收税厘的道理。这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即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结果禁烟的提议便就此不了了之。
由于大乾政府对于鸦片税的依赖越来重。尽管禁绝鸦片的呼声始终不绝，但大乾政府每到财政捉襟见肘时，便会想起这鸦片税来。在实行土膏统捐的时候，一些地方大员还想到了鸦片专卖，就是说，要像食盐一样由国家垄断鸦片，垄断价格，实行专卖，为此大乾朝廷还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鸦片专卖制度和效果。一向强烈批评英国鸦片贸易的美国人对于鸦片专卖提出了建议，认为实行专卖的目的应在于控制而不是敛财；应该制定三年鸦片渐禁政策，三年后禁绝，等等。一些人计算后认为，仅仅进口的洋药，专卖收益每年就可达3000万两。土药产量十几倍于洋药。专卖利益更是不可限量。法国人就曾经希望包办中土鸦片专卖。代价是2000万两；德国人也曾打过承包鸦片专卖的主意。大乾地方政府对于专卖热情有加。但最终因为民间的强烈反对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未能实行。但由此也能见到，大乾政府对于鸦片税的依赖可见一斑。
已经熟知天朝上国历史的林逸青知道，大乾帝国岁入最重要的是地租、盐税、厘金、海关税、内地关税、鸦片税六种。各省情况大同小异，当时那种情况，哪怕是由他来当闽浙总督，如果想要解决船政的经费困难，前五项也基本没有考虑的空间，只有鸦片税还有潜力可挖。因此对于当时的闽浙总督英桂和福建巡抚卞宝第来说。增加土药税和洋药税成为帮助解决船政财务危机的不二之选。
但鸦片税对于船政来说，也不是长久之计，将来随着自造舰只的日益增多，仅靠鸦片税也是无法维持军舰的日常费用的，还需要另外再想办法。
为解船政养船经费无着的燃眉之急，朝廷也伸出了援手，下旨谕示各沿海省份日后拨用船政建造的舰只，“与其借资外洋，徒增耗费，曷若拨用闽厂船只。既可省就地购买之费，兼可节省闽局薪粮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无用之地。”按照大乾政府的这项独特的制度，各沿海省份将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拨船申请，所拨船只主要用于该省的通商口岸公务，执行口岸的防御、通信、运输等任务，实际上这些船只成了各口岸的公务军舰。调拨时各省不用花费一分钱，只要承担这些军舰调拨后的养船经费即可，但是各省拥有的只是这些船只的暂时使用权，一旦海疆有事，船政可以将这些船只全数召回，编入船政舰队统一使用。
在暂时解决了经费问题后，无论是林义哲还是沈佑郸，都没有预料到，正是这鸦片税，会带来一场意外的风暴。
在得知船政通过洋药税解决了运营经费问题之后，深知左沈矛盾的左季皋的钱袋子、时任船政采办的胡雨霖暗下黑手，暗中散布船政收“洋药钱”的消息，并花钱雇佣泼皮无赖挑动当地百姓去船政闹事，由于福建民众受鸦片毒害极深，普通百姓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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