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身成仁”。从这首诗看，他对如此葬身似乎是非常陶醉的，甚至有些不能自已。
林逸青正自奇怪，西乡隆盛却突然问道：“瀚鹏，你可知这首诗的来历？”
“南洲先生此诗名为《蒙使于朝鲜国之命》，当是朝廷大议征韩之时，先生所做的吧？”林逸青一看诗名，便猜出了个大概，立刻答道。
“正是。”西乡隆盛长叹一声，点了点头，“今日在街上，偶蒙孩童赠以红叶，心有所感，往事历历在目，遂将这首旧诗又写了一遍。”
“当年朝廷若纳先生征韩之议，便不会有今日之事。”林逸青明白西乡隆盛在想什么，说道，“朝鲜说不定已然并入日本版图，士族得有生计，也不致流血千里，外兵纷扰了。”
林逸青熟悉历史，知道当年西乡隆盛为给天下士族谋出路，积极倡议征伐朝鲜，并不惜自己杀身成仁的往事，是以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当年西乡隆盛的征韩之议得以通过，日本在当时出兵朝鲜，朝鲜未必能挡住日本的侵略，而朝鲜背后的天朝上国，也未必能够再来一次抗倭之役。而西南战争，也不一定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日本近代所谓“征韩”的论调，并非在明治维新后才有。在江户时代，朝鲜和日本存在着“互通信义”的对等交往，然而随着日本主义的抬头，当时的部分学者却虚构出一种朝鲜服从于日本的想象。到了幕末时期，幕府日益没落，列强开始冲击日本的国门，日本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作为解决本国危机的手段，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朝鲜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另一方面。部分人又以日本主义为思想武器。强调日本的神圣性、优越性，歪曲和神话历史，证明日本对朝鲜进行“征伐”的传统性和合法性。
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对朝外交团于明治元年11月6日到达釜山的草梁倭馆，其目的是向朝鲜通告日本国内政权更替以及“御一新”的情况。使团仍由在旧幕府时代一直负责对朝事务的对马藩具体负责，使团八日与朝鲜方面的负责官员会面。然而朝鲜提出，无法接受日方文书中诸如“天皇”、“敕”等用语，他们坚持认为：“皇是一统天下。率土共尊之称，虽行之贵国，而贵我间往来书中，则交邻以来，未有之事。如此句，决不可受。”朝鲜坚持要求日本修改文书，而日方也坚持不肯修改，交涉陷入僵局，使团在朝鲜逗留了将近一年，也未能使朝方改变立场。最终只能悻悻而归。——交涉的失败，关键在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日方已经接受了近代的国际秩序观念，而朝鲜仍然固守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夷夏秩序。因此，日方文书上的“皇”、“敕”等语，自然会被朝方认为是对其所尊奉的天朝皇帝的不敬，是其不能也不敢接受的。
之后，日方又派遣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少录森山茂等前往朝鲜，催促朝方回复日方的国书，然而仍然不得要领。明治五年9月，借着废藩置县，外务省收回了长久以来由对马藩代理的对朝交涉权，并接收了原由对马藩管理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为“大日本公馆”。草梁倭馆其实并非对马藩的产业，而是归朝鲜所有，不过是由于与对马有传统往来，所以一直允许其使用，供对马藩的职员和商人居住而已。而外务省却将旧对马藩的职员清退，改由外务省的官员接管。这刺激了朝鲜方面，产生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开始高涨，出现了排日行为。
明治四年岩仓使节团出国后，同行有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政府高级官员。在国内留守的则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大木乔等人。在开始讨论所谓“征韩”之时，岩仓使节团还没有全部回到日本，因而最初的讨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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