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言语刻薄的人身攻击，难免不会在丁禹廷心中留下负面影响。3月2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屿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禹廷作了这样的表露：“在海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得有四十艘，看似众多，而海疆万里，海口星罗棋布，战事一起，处处须得遮防，现又停购船械多年，势力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如此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丰，再冀筹添，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既有面对汹汹议论的悲愤，也颇有几分听天由命的无奈。一个国家的前敌海军将领，在大战临头，外敌叩门之际，却遭到了最高权力阶层的猜忌、拆台，乃至无理的诽谤谩骂，而这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问题，只是批评者们想借此更换海军提督，夺取被洋务派控制的海军力量，架空削弱洋务派首领李绍泉的实力。一场本应同仇敌忾的对外反侵略战争，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派系争斗内耗的舞台。
受到李绍泉“斥责”后第二天，3月28日，丁禹廷召集乾国海军各舰管带，以及洋员顾问，在刘公岛海军公所内召开机密军事会议，讨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为了安排好后路的防御工作，使主力舰队能够解放出来，根据宜邝和李绍泉的指示，丁禹廷下令“龙威”、“平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天津大沽口，协助陆军防御，巩固渤海湾内的防务，“保京畿无虞”，又派“龙武”、“清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上海，确保长江口的安全，然后调集“扬威”、“扬武”、“超勇”、“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旧式装甲巡洋舰和“济远”、“抚远”、“致远”、“靖远”、“海容”、“海琛”、“海筹”、“海煦”等大批巡洋舰专门组成护航舰队，为商船队护航，他本人于次日率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经远”、“来远”、“宁远”及鱼雷巡洋舰“建骥”、“建勋”、“建业”、“建中”、“建鸿”、“建鹄”、鱼雷炮舰“建威”、“建安”、“海鲲”、“海鹏”共15艘军舰以及“福龙”、“福虎”2艘鱼雷艇再次出巡，意在有所斩获，以消弭清流主战派的口实。从意图上看，仍然并不想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发生交锋，而是想集中己方优势力量，寻机歼除弱势的敌方舰船，以达到逐步削弱日本海军的目的。鉴于日军兵锋向平壤、大同江一线推进，日本联合舰队军舰也屡有出没，乾国舰队于4月1日抵达大同江口外海，但并未发现日舰踪影，2日派出“建威”及2艘鱼雷艇进入大同江内仔细侦察。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乾国舰队主力军舰驶出威海基地的次日，4月1日清晨，威海湾内警讯大作，海湾外竟出现了29艘白色的日本军舰
如同乾国海军出巡其实并不是主要为了寻歼日本军舰一样，日本联合舰队在战争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行动，也并不像日本民众想像的那么如狼似虎，意气风发。自丰岛海战偷袭乾国运兵船失败后，担心乾国舰队大队会出海决战复仇，日本联合舰队采取的却是一种略似乾国的守势战略，整个舰队主力收缩在朝鲜仁川一带沿海，来往于朝日之间，忙于充当陆军运兵船的护卫而已，并不敢轻易北进与乾国舰队主力接触，这也是乾国舰队几次出巡没有遇到日本军舰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久以后，日本海军的战略突然发生了转变。频繁在烟台、威海两地间活动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向国内递交了战争以来的第11号报告，在这份主要针对海军战略的报告内，宗方小太郎首先分析了乾国海军的情况，判断乾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献策日本联合舰队应该立刻放弃株守朝鲜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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