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巡警头部遭到一顿毒打，倒在地上，当场死亡。喜多村巡警也被打倒在地，但被一家清国人拉进屋子里，幸免于难……”
乾国方面则认为：“若以过错的轻重而论，日本应负更多的责任，则是没有问题的。因就当时的情形来，如云乾兵报复，向警察寻衅，完全不合情理。”乾方的理由大致如下：一、1日的冲突导致日警重伤，乾国水兵乃是轻伤，并无报复的必要；二、水兵上岸已严禁携带兵器，且提督丁禹廷又命亲信武官携带令箭随行弹压，有组织的复仇活动不可能出现；三、水兵登岸200余人，凶刀则仅有4把，且水兵受伤皆在背部，显系遭遇突袭逃命之际所负。相反，乾方认为日警设计的嫌疑比较重：一、1日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即派有渔船在乾**舰附近监视乾国水兵活动；二、1日事发之后，东京警方大规模调集人手；三、东京日本市民亦被动员参与对乾国水兵的攻击，而且一向闭市甚晚的东京，15日晚各商家竟纷纷提前打烊。
诸多细节已难以考据，真相自然也无法具体化。但大背景仍然是清晰的，在这一年，乾日两国的民众感情显然极不和谐——日本自维新之后，一意谋求扩张。先是欲图吞并乾国藩属琉球，本已激发了乾国民众的愤慨；随后尝试侵略苔湾，又引发了乾国东征日本的舆论；中法因越南交涉期间故技重施，又欲将势力扩展到乾国传统藩属朝鲜，再度撩拨乾国民众情绪……而按照当时日本民众的逻辑，乾国先是阻止其对琉球的占有，又阻碍其势力东扩苔湾朝鲜，则实为日本自强之路上的绊脚石。
这种不和谐是有据可查的。明治十一年（西协908年），乾国驻长崎首任领事到任，日方报媒便有描述：“当地乾国人不断向其诉苦告状。日本警察在盘查登记证（牌）时，态度恶劣，乾国人对此非常反感。据领事到任不久，就在路上受到了警察的侮辱性对待，他立即提出了抗议。”当时乾**舰进入长崎港维护，但在日本民众眼里：“乾**舰开进长崎港，名义上是为了对军舰进行维修护理，以便继续开往仁川；但实际上，这还是一次示威活动，借此机会炫耀优势的海军力量。对于乾国舰队来长崎，日本国民就是这么看的。”因为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所以，东京市民对上岸的乾国水兵有如此印象也不足为奇：“乾国人在举止上也是旁若无人，特别是上岸水兵之类的人，依仗本国的海军优势，简直是横着身子走路，遇到日本警察也决不让路，结果警察只好给他们让路。”
尽管日本民间怨气甚大，并在双方谈判期间举行了示威游行，向乾国抗议，但最终日本政府还是慑服于强大的乾国海军舰队，积极的表示愿意“以维护两国和平友好为主旨”，“积极妥善解决此事”，随后德国公使何理本提议，以“伤多恤重”的原则，双方互相进行赔偿，而追责凶手一事，则因“现场混乱，证据缺失，难以详查”，听凭双方自便。
虽然对德国公使的提议不是很满意，但乾国方面也表示，“为两国交好之故”，同意互赔，追责双方自便，但提出了附加的条件，即“浪人为非法武装之日民，故意寻衅，以刀棍参与斗殴”，故在互相赔偿损失这一项中，乾方“只赔警众，不赔浪人”，“且自斯日起，日警一概不许携带刀剑”。
乾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伍廷芳指出：“日本政府‘废刀令’下多年，浪人仍以武士自居，带刀任行，凌驾平民之上，日本政府难辞其咎”，并举前不久发生的日本警察津田三藏以刀砍伤俄国皇太子为例，“以日本刀剑之害，不绝于斯，前酿大戾，今又生血案”，要求日本政府彻底执行“废刀令”，“无论警民，皆不许带刀”，“警士巡街，只许携带竹木棍棒，严禁携带刀剑”。
面对乾方的意见，日本方面进行了多日讨论，很多日本官员认为乾方的附加条件是无理要求，应该拒绝，声言“我国万一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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