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当然，他认为如能任命曾伯函重回江督之职，则于公于私最为理想。但曾伯函以老病告假，不能剿绺何堪两江总督重任？朝廷对曾伯函本就防范有加，现在更不满意，又如何可能让他再担江督重任？
李绍泉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在彤郅五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二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他指出曾伯函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说“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伯函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绺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他深有体会地强调说：“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难接济。”接下来的一句，看似无意，其实却透露出之所以再三强调军需粮饷重要性的具体目的：“曾伯函老病侵寻，自萌退志。臣每谆切恳劝，谓若不耐军事之劳顿，即请回任筹饷，坐镇要区。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然亦以剿绺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与臣再四密商，迄无嘉谟可以入告，是不得不仰赖朝廷之善为区处矣！”总之情况就是这样，请朝廷权衡决定，实仍表明希望朝廷让曾重回江督之意。他进一步对朝廷明言：“今谕旨并未令人接办江督与通商要件，而询及应否移扎豫境”，如果率兵打仗与两江筹饷二事都要我兼任，那我到远离两江的河南就无法兼顾两江，必将误事，而“后路根本重地，皆新复之区，又多通商口岸，设有蠢动，更难兼顾。臣反复推究事理，务求一是，纲领全在得人”。最后他明确说道：如果“皇上若仍令臣兵饷兼筹”，那我就只能前进到徐州为止。如果“皇上专责臣以讨贼”，我不必兼筹粮饷，当然可以进兵河南，但朝廷一定要解决粮饷。因为“在本境可兼管地方，驻别省即不能兼管地方。如不兼管地方，军需当责之何人，缺乏当如何处置，非一二空谈能有实济”。其潜台词仍是给朝廷施压，要其按己意任命曾伯函重回两江，但又句句在理，朝廷不能不认真考虑。
看到李绍泉利弊陈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朝廷只能谕令曾伯函回两江总督本任，授李绍泉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奉旨后，李绍泉立即于彤郅五年12月19日写了《谢授钦差大臣沥陈下情折》。此折与前折相距半月，由于朝廷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所以此折的主要目的利用例行的“谢恩”对自己在前折中对朝廷的施压有所挽回。他诚惶诚恐地表示接旨后“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以前想到前线又感到“后无付托，日夜辗转，悚惶万分”，现在“仰蒙皇上洞鉴，两江所出饷需，实关剿绺全军命脉，特命曾伯函回任筹办，俾臣后路无掣肘之虞。圣慈曲逮，俯察艰难，无微不至，臣等应如何感奋，复何敢稍有推诿，致误事机？谨当恪遵谕旨，俟曾伯函回任后料理交卸，驰赴前敌”。当然，曾伯函回任仍有客观困难。因他不久前以衰老病多，不堪公务繁重，不能见客、阅读公文，病情短期内不得好转等为理由陈请开缺，怎好立即就回江督任上呢？精明老练的李绍泉当然能想到此点，所以紧接着就替曾伯函圆场说：“臣熟知曾伯函积劳久病，时形衰惫。其前奏不能见客及畏阅公牍等语，皆系实情。屡接来函，深以地方公务烦重，精力不支，必欲坚辞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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