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的注意力完全专注到面前的《中国公司法案》上来了，过去自己执政的八年间，在以强势的南洋工业体系为主导的国家调控，以直达县镇的国税体系整合下，整个国内的轻工业、商业可谓是空前繁荣。
不过，如今的国内商业，除了南洋体系为主的核心体系外，绝大多数的商业组织，毫无疑问都是旧时代家族产业的延续，这自然不是秦铠一己之力能够立刻改变的现实，但秦铠深知市场经济运作的核心，如今的国内家族式产业，必然会被卷入蓬勃发展的商业大潮之中，而大浪淘沙之下，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
维系整个市场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自然不是自己能够带来多少技术，也不是自己能为这时代创建多少产业，而是维系整个市场经济运作最基本的法则，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无疑就是《公司法》和《商业法》，只有这两个法则被确立之后，整个国家的经济的运作才能真正意义上步入正轨。
只是，秦铠现在拿到手的《公司法》，事实上相比他所了解的后世《公司法》实在有着太多不同之处，中国自古以来轻商重士的传统，他自然明白，几乎不可能在自己这一代彻底改变，所谓的“无奸不商”的论调，无疑左右了几千年的中国农耕明，而步入工业时代，商品的流通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命脉，如果还紧抱这些落伍的理念，无疑就是作茧自缚。
可惜的是，秦铠深知的理念，事实上连最亲近自己的南洋体系高层，一个个都对此十分惊讶的发出异议，即便是身为商业部总的何兴也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将这些可能影响国家民生的产业全部交给普通的商人，这让从两广走出来的大批体系内官员都心存疑虑。
所以，尽管秦铠已经将这份《公司法草案》进行了多次重新审议，但其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却在商业部那里无法通过，而今天的总理政务会议程，事实上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彻底的解决公司法颁布前的所有问题。
“最迟不晚于9月前，必须将《公司法》进行颁布，年底前，必须完善现有《商业法》！”秦铠翻阅着法案，态度坚决的发表了他的意见，尽管理念上太过提前，但他深信一点，善法良政才能迅速彻底的改变这个就土壤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
“总理，这一法案对商业的促进，我等也完全同意，但是，公司法根本没有从商的门槛，人人皆可筹备这所谓公司，法案一旦通过，大量的农民跑去从商，恐怕影响国家的粮食生产！”
“总理，这商人以投机、囤货来获利，与我党富国为国的理念想去深远，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些只会钻钱眼的商人制定什么公司法……再说了，如今各地的法院都已经走上正规，凡是对错，都可由司法来解决，这公司法中所谓破产等等说法，我看完全没有必要！”
“……”
在这件事情上的巨大分歧，最终还是出乎了秦铠的预料，内阁阁僚中，赞成和反对的几乎达到对半的程度，即便有他亲自坐镇，却也无法让自己设定的公司法案获得全面的接受，毕竟，影响传统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加之封建王朝下商人地位低下造成的暴发户形象，实在并非秦铠能迅速改变，但这恰恰让他更迫切的要将这件事情推行下去。
最终，在数日经过内阁和议会的激烈辩论后，1896年7月1日，代表中国商业明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公司法》最终向社会颁布，不过，作为对传统势力的妥协，这一国家法律设置了为期五年的过渡期，并且率先在广东、福建、上海试点推行，并未全面铺开。
而公司法的施行，确确实实如同一个重磅炸弹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震动，由于公司注册根本无需资本，所以，获得试点的广东、福建、上海，在短短一个月内，就由当地商务局批准了超过10万商户……
到了8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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